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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y 16, 2022

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

Installation view of TAN JING’s “Trancing Lap Hung” at HB Station, Guangzhou, 2021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國內藝術教育主要效仿蘇聯,專業分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實用美術和理論研究。自那時起,國內藝術教育主要仍基於媒介進行分類。直到2011年4月,中國美協內成立實驗藝術委員會,國內藝術院校陸續開設實驗藝術專業。有趣的是:在中文的語境中,「實驗藝術」最早出現在‘85新潮的美術運動中。這場變革發軔於1979年,是藝術家自發脫離國家控制、獨立創作的一次運動,以其立場前衛及民間自發著稱。在80、90年代,這群叛逆者曾將自己的創作稱作「前衛藝術」、「實驗藝術」,之後以「當代藝術」作為區分名詞逐漸成為主流,但這些詞彙在國內至今仍沒有公認定義。儘管如此,在2000年後,‘85新潮脈絡中的藝術家逐漸開始佔據主流,並早在90年代已經進入國際市場。此時的高等藝術教育,除中國美術學院在持續嘗試「實驗藝術」教育外,此時大部分國內學院也開始有教學改革的呼聲,但只停留在否定蘇聯模式這點上,新的教學方向一直懸而未決,令學院逐漸脫離正在深刻改變的藝術現場。

這種狀況一直給美術學院畢業的年輕藝術家帶來長期的困擾,從知識譜系角度而言,在二戰前後,視覺藝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油畫和雕塑這樣的分類無法面對今天的實際狀況。儘管國家層面開始接納這些變化,但在教育層面只是在傳統分科基礎上平衡添加了「實驗藝術」專業。這是一個立場曖昧的選擇,某種程度上,放棄思考蘇聯體系之後是什麼。缺乏集體討論的情況下,教師的個人判斷成為決定教學方向的關鍵,這變相是讓學生自行判斷,而對於缺少參照系的年輕人來說,這相當不容易。

創立於2013年的黃邊站源於已故藝術家黃小鵬的解聘事件。此前黃小鵬先生在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有過八年的當代藝術教育經歷,詭異的是當學院真正開設「實驗藝術」專業時,他隨即失去職位。隨後時代美術館和他,以及同樣曾被美術學院解僱的藝術家徐坦共同創立了黃邊站。黃小鵬本人畢業於倫敦大學斯萊德美術學院,受過系統藝術教育。在國內學院環境中,他的教育顯得更為系統而貼近外部實況。此時黃邊站主要接納剛畢業,在藝術家生涯頭五年的年輕人。逢週末開設課程,兩位導師會設立為期一年的討論課題,並和成員討論ta們的作品方案。同時針對年輕藝術家需要實際操練和作品缺少反饋,難於審視自己工作的困境。當時的成員和機構工作人員發明了「項目實驗室」環節,並設置了一個殺氣騰騰的環節:收割。成員可以在項目實驗室落地為一個低預算的微型個展。收割環節中,兩位導師和其他成員會盡量不保留的給出看法,甚至有時是嚴厲的。這一階段基本延續了黃小鵬在美術學院的教學理念,作為前教師,資深藝術家徐坦,他直接把正在思考的問題投放到黃邊站中,討論了至今仍相當關鍵的藝術家主體、社會介入藝術等等這些議題。

2016年,新團隊馮俊華、李嘉欣、朱建林和我接手黃邊站,開始重新思考體制外教育。此時國內當代藝術較之80年代,已可以合法出現在公眾面前。儘管這一脈絡的藝術創作是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一部分,試圖參與到現代生活基礎認知的建設中去;但這一認識如今已經被壟斷和封閉時,藝術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係失去了基礎。沒有如預期那樣成為當下文化的發動機,更多坍縮在一個依托國際市場的小眾範圍中。在大眾眼裡,無從通過歷史明白藝術和社會變革之間的作用關係。因此中國當代藝術和公眾存在巨大鴻溝,其公共性大打折扣。選擇繼承這一脈絡的年輕藝術家,如果投身到已有系統中,可以獲得畫廊、美術館這些傳統上升通道;但在一個坍縮的現場裡,這一路線狹窄而競爭激烈。如果針對這一現狀有所舉動,成本無疑是高昂的,而且馬上會被質問這是藝術還是社會運動。

作為微型非營利機構,如何面對這樣這種結構性問題是一個極其困難的設問。在逐漸認清自身資源和局限後,工作小組開始把視角轉向在微觀層面讓藝術創作重新加入當下生活基礎認識討論中,並據此展開自我教育。這種視角並不算首創,在90年代以來,珠三角地區的藝術實踐一直有關注城市化下人生活處境,以及具有藝術家共同工作、相互激發的歷史。在這一視角下,列出完整知識譜系、藝術家職業化不再是主要任務了。我們開始關注如何日常參與到日常生活總具當下意義的討論和建設,並讓藝術回到自己的強項:審視、批判,並基於此提供新的感性方式。當然與其說這是一個答案,還不如說是一種對自身問題意識的測試。

新工作小組設定每兩年向全國召集創作或研究方案,面向策展人、研究者和藝術家,我們稱ta們為研究員。開設了線上雜誌《同時》,通過向全國不同媒介、背景的實踐者約稿,試圖建立一個思想交換平台。並搭配有線下活動平台「同時工作台」,及對應議題有出版項目。項目實驗室繼續保留,但工作重心轉向協助研究員項目落地,投入更多資源到以共同工作方式展開的前期研究中。 2017年,測試共同工作模式,推動成立了去中心化共治平台“上陽台”,隨後作為共治單位之一參與日常運作。 2019年,我們在市區設立了「閱讀空間」以承擔收集在特定問題意識下歷年收集的文獻、書籍和檔案,以預約制向公眾開放。

這些設置主要集中在如何低成本、廣泛的組建一個合作網絡,以實現某種自組織的公共交流。同時依托網絡,線下測試共同工作模式和實體空間。在兩者共同作用下,營造一個能談論當下生活可以如何,並按此生活創作的空間。我們相信也許在這過程中才有機會掌握行動力面對周圍語境,也在過程中實現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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