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Sohrab Hura的作品處於錄像、攝影、聲音、文本的交界點。透過形式上的實驗，他的作品質疑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在這次採訪中，他講述了2021年感動了新德里的想法和事件。

今年新德里的藝術圈發生了什麼？

第二波疫情相當具有破壞性。對許多藝術家、攝影師、作家以及自由職業者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所以新德里多了很多資助和援助團體。很多藝術家正在搬出德里，搬到山區或海邊。人們想過更健康的生活，他們正轉移到更安靜的地方。藝術家Malini Kochupillai製作了《Khirkee Voice》，這是德里一個小城鎮的當地報紙，她已經搬到了山上，幫助那裡的社區養殖蜜蜂。

我們經歷了一個階段，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我們認識的人死去。我們經歷了無助感，知道我們被拋棄了，而社交媒體是讓我們與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途徑。那是一個高度緊張且脆弱的狀態。

今天沒有所謂的德里景象，因為人們已經主要在網上活動了。例如，加爾各答的畫廊Experimenter，今年在網上舉行他們的Curator Hub。 Khoj在過去的幾年裡創建的援助小組，也移到網上去了。很多合作正在印度各地發生，新的泛印度群體正在網上形成。有一個由女性攝影師組成的群體，叫「Eight Thirty」，六個月前剛剛成立，她們在線下並不都互相認識。這些是我看到的正在出現的新的關係和生態。

今年人們在討論什麼？

人們不僅要應對疫情，還要應對政府，所以重大的事件發生在社會空間而不是藝術空間。我們正在進行歷史上最大的農民抗議活動。黑命貴運動後，圍繞種姓和印度本身的特權觀念的對話也在復蘇。種姓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被完全承認。我們有許多不同的階級，從多年來的特權和剝削中受益。甚至藝術本身也來自種姓、階級、地區、城市和語言的特權。人們正在質疑藝術空間中這些和階級有關的這些元素，很多東西正在變化。

圍繞農民的抗議而創作的藝術家，目前還沒有被真正納入這個正式的藝術系統。在過去的一年裡，出現了很多年輕的聲音，例如像Siddhesh Gautam（@bakeryprasad）這樣的平面設計師，還有Rahee Punyashloka （@artedkar），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學生，那裡是抗議活動的中心。

他們正緊守自己的崗位，藝術圈卻保持相對寧靜，因為作為一個正式的結構，他們有太多的風險和利害關係。但對我來說，藝術世界和現實生活之間沒有區別，這才是去年的亮點。因為疫情和政治氣候，屏障已經被打破，除了回應這種緊迫性，別無選擇。

你在迪拜Ishara基金會策劃的展覽「Growing Like A Tree」是如何形成的？

當我第一次審視南亞的視覺歷史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問，「什麼是南亞？」我甚至不知道作為印度人意味著什麼，因為我的母親來自達卡，我的父親來自拉合爾，所以我自己的歷史一直卡在這兩個大歷史的中間。我非常清楚，圖像製作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由白人老頭主導的，籌備展覽前我已經質疑了一段時間了。我也只能在迪拜質疑這些地理邊界的想法，因為在印度做這件事更複雜，因為我們生活在圍繞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政治的這麼多噪音中。這個展覽是關於解除歷史，而不是修復另一個歷史。

展覽的續篇「Static In The Air 」於9月開幕。它與第一個展覽有什麼不同？

與其擴展展覽，為什麼不在我們已經有的這些想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我記得作為一個孩子，我喜歡轉動收音機的旋鈕，聽空氣中的靜電。就像轉動旋鈕的行為一樣，我們在六天內每天都帶來了轉變。我們最後把藝術家們拉到一起，談論作為展覽中心的事情和想法。例如，在第一天，Jaisingh Nageswaran的作品，著眼於種姓鬥爭的歷史，漸漸消失了；來自克什米爾的年輕攝影師Zainab，溜進了Jaisingh的空間，在較年長的集群。

你的個展「Spill」去年也從Experimenter巡迴至阿姆斯特丹Huis Marseille美術館。在這個展覽中，你在思考些什麼？

攝影這一媒介有種需要固定或表達某些事物的負擔。對我來說，「Spill」是關於在我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間跳動的過程，以及我與攝影的關係。展覽中的一個無題的聲音裝置中有一個水桶，我製作了每秒一幀的聲音頻率，形成音調，紀錄在螢幕上。我玩弄著音調的變化，於是水在螢幕中看起來時而上升、時而下降。但在現實世界，水從水桶中溢出。我試圖透過這個裝置質疑我們如何把螢幕中的一切視為現實。桶，對我來說，是攝影和圖像；而濺出的水是位於媒介之外的迴聲和聯繫。

你對未來的看法如何？

這幾年我的想法比以前實際，我時刻檢討現實情況，只希望身邊的人能過得好。給我帶來希望的是學生們。能夠看到社會上湧現的大量反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看穿那些虛假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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