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與Nge Lay和Aung Ko對談

2022年對緬甸藝術家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在2021年2月1日的軍事政變和公民鎮壓之後，儘管許多藝術家努力堅持，最終仍決定離開這個國家，包括藝術家夫婦Nge Lay和Aung Ko。

Nge Lay的多媒體作品探索了緬甸社會政治背景下的性別、時間和記憶等議題，經常涉及社群。 Aung Ko的繪畫、裝置和行為藝術反映了鄉村生活、地理、歷史和習俗。儘管直到幾個月前兩人仍盡力守在仰光，積極參加抗議活動，但最終為了保護女兒和自己，他們不得不逃離。在海外，他們繼續通過藝術為自由而戰，駐留於巴黎郊外的馬恩河谷當代藝術博物館（MAC VAL），並舉辦展覽 「Mémoires」，展期至12月底。Nge Lay和Aung Ko向我講述了他們在緬甸的經歷。

在政變之前，緬甸藝術是否開始發展？

AK：緬甸藝術一直在緩慢增長，雖然沒有鄰國那麼多，但一直在尋求市場認可。從1962到2010年，緬甸一直是封閉的國家，而且1988年後政府在教育、衛生和經濟方面削減預算，給所有人帶來了負面影響，尤其是生活在農村的人。

NL：2004年我完成學業的時候，當代藝術活動非常少，但慢慢地，行為藝術在緬甸出現了。我很幸運，在仰光的法國文化中心接觸到了許多藝術書籍，激發了我對當代藝術的好奇，那時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創作與表達方式。我從行為藝術和攝影起步，因為當時我沒有預算。此外，我們必須防備審查，沒法做大型帆布畫，只能製作不留痕跡的、曇花一現的作品，或者照片等小型作品，方便隱藏。

你們從一開始就參加了抗議活動，能否描述一下2021年2月1日當天政變發生之後的情形？

AK：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周圍一切都很安靜，電話線斷了，電視上什麼都沒有。我在街上看到哥哥，他告訴我發生了什麼。我很震驚，大聲地自言自語：「又來了？」沒人願意再次受到軍政府獨裁統治。我們已經歷過了，記得清清楚楚。1988年我還只是個男孩，但現在我有一個五歲的女兒。有種感覺衝擊著我：「我們失去了未來。」

許多藝術家加入了抗議活動。我們開始相互聯繫，組織戰鬥。但最終當暴力升級時，許多人不得不離開，一些成員被列入黑名單。我們的精神和身體都不安全。Nge Lay和我在巴黎的MAC VAL和La Cité des Arts住了六個月。這些天來，每天夜裡我們仍然難以入睡，仿佛仍能聽到槍聲。我知道，這段經歷會給我女兒造成創傷，即使你離開了，它仍不會消失。作為藝術家，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創作，通過藝術創作和其他方式，如籌款、從國外提供援助，來重新闡釋和投身於那段經歷。

NL：在緬甸，我們對革命已經習慣了。在殖民時期，人們抗議英國的統治，最終改變了國家的局勢。這讓緬甸人民相信抗議是有力量的，但後來軍政府在1962年奪取政權，血腥鎮壓學生和反對派。但公眾是善忘的，1990年人們仍然上街抗議示威，再次被禁聲。政府的管控變得更加嚴厲，直到2010年左右，國家慢慢開始開放。2015年，隨著昂山素姬的政黨贏得選舉，情況有所改善，我們開始習慣擁有更多自由。因此，當政變再次發生時，我們對更美好未來的希望被毀滅了。

Aung Ko，您最近在瑞士盧加諾的Primo Marella畫廊舉辦了「I am Ko Shwe」展覽（9/23-10/28），選取了金色來創作雕像，這代表什麼？

AK：1988年後，軍政府的宣傳中經常出現「Golden Land Myanmar」這句話，每天早上都能在廣播中聽到，在仰光國際機場，一下飛機就能看到這句標語。我們都很討厭這句話。所以從2010年開始，我開始創作這些金色雕塑來諷刺這個口號。此外，海外緬甸人稱呼彼此為 「Ko Shwe」，意思是 「黃金先生」，來識別彼此，承認對方的內在價值，即便我們在海外做的是工資很低的工作。這不一定特指政變後逃離緬甸的人，因為這個詞已經存在了很久。

Nge Lay，您在Asia Now巴黎亞洲藝術博覽會（10/20-23）上的行為藝術表演體現了官僚機器的荒謬性。這與您自己逃離緬甸的經歷有什麼關係？

NL：我在Asia Now的表演使用了印章，作為一種符號來表達目前我對我的國家的感受。你知道，印章雖然小且簡單，卻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活方向，有時甚至可以決定人的生死。在表演中，我在不同的紙張上蓋上了紅色印章，有時是以暴力的姿態，有時是以不情願的姿態。緬甸的各個地區被印在這一系列紙上，來體現國家的內部分裂。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或政治藝術家，但儘管我在巴黎，我仍為我的國家中發生的一切感到悲切。我有責任讓國際觀眾了解緬甸發生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