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的最後一年，我的教授明確指出：作為一個藝術家需要超越傳統的界限。這意味著我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他說，複製傳統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無法產生任何新的問題或見解。那年冬天，我跳進了墨爾本港冰冷的海水中；夏天，我回到了海灘，把自己埋在熱沙之下，拼命地呼吸著。沒有新的見解，沒有新的問題。只有身體的疼痛和創作的死胡同。

對我而言，除了實踐，知識和理論也是我創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我把自己沉浸在藝術、設計和哲學的書籍中。其中有一本書，封面上是女性迷人而有力的眼睛，它將我與行為藝術家Marina Abramović的作品深深地聯繫在一起，她不懈地將自己的身體和思想推向極限，直至新的可能性出現。

作為一名佛教徒，我非常重視體驗和理解我所說的「身心的王國」。我尤其被Abramović的六小時現場表演《Rhythm 0》（1974年）所吸引。這場印象深刻的演出令我為之敬畏，我對觀眾對藝術家所作出的、愈發暴力的行為感到羞恥。當法律和秩序或「與人為善」的宗教信仰傳統被抹除時，人類的能耐與本性也令我感到震驚。我們是否需要被固定的敘事架構控制才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社會控制是不是一種用來維護系統穩定的、必要的惡？我們能否在沒有規則、命令和宗教法規的情況下，學會更有人情味和同理心？

在演出結束時，Abramović是孤獨的、受傷的，承受著巨大的情感痛苦。這讓我想起了1971年臭名昭著的史丹福監獄實驗，這項實驗研究了對被置於「監獄看守」或「囚犯」環境中的人的心理影響。儘管他們都事先知道所有角色都是一種模擬，「獄警」們也允許自己羞辱拘留者，對他們作出非人化的處置。

這個科技進步的時代提出了關於人類和智能機器之間的區別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我們的血肉之軀、個體獨特的記憶、或愛與被愛的能力而擁有更多的優勢？在研究《Rhythm 0》時，我看到，如果沒有敘事、沒有捏造的人類價值觀的幻想、沒有社會的規則和秩序，我們不得不問：我們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許可以在對自己的反思中找到答案。Abramović在紐約現代藝術館（MoMA）的另一場著名的現場演出《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年）中，她邀請陌生人坐在她對面，沈默地直視她的眼睛。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聯繫是完整的，藝術家的眼睛成為觀眾靈魂的一面鏡子。時間的機制是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行為變慢，時間延伸和擴展，產生了一種讓觀眾和藝術家共享親密關係並相互反思的效果。我一直認為，我們解釋生活中的事物的方式是基於我們自己的認知、解釋、分析、反思和偏見。如果不對自己的想法保持謹慎和警覺，我們很容易走上墮落和不人道的道路。在Abramović的作品中，把時間放慢，反思自身，盡可能嚴格地審查自己的思想，這種方法很可能是回答什麼使我們最人性化的開始。

名為Kawitash的GPT-3神經網絡是我在2022年曼谷雙年展上的合作者（與Pat Pataranutaporn）。我們在創作一系列的行為《Voice of the Oppressed》（2022年）時，他回答了關於我們應如何超越非人性化問題：「也許我們不應該問『我們是什麼』，我們應該問『我們用我們擁有的東西能夠做什麼』。這事關超越我們的侷限，令我們成為更偉大的存在。」或許無論你是人類還是機器，了解自己的真實本質都是成為更好的人的關鍵。

自我第一次打開Abramović的書，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她的藝術實踐繼續激勵著我，迫使我在為社會和人類尋找另外的可能性時提出困難的問題。我仍在嘗試突破自己身體的局限性，但在Abramović身上，我終於明白如何保持我的情感自我，並注意身體行動的每一個細節。這種方法是一種燃料，令我保持繼續創作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