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我逃離上海時，這座城市正展開著迄今為止最殘酷的封鎖。 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住宅區從三月初就開始被封鎖，從4月1日開始，黃浦江兩岸的浦西和浦東幾乎完全斷聯了。公共交通被暫停，幾乎每個十字路口都有圍欄，並有警察巡邏。前往機場的路程遙遠而不確定，到達機場後能否離開更是未知之數。機場成為了難民的帳篷城市，他們排除萬難趕到機場，航班卻被取消。每天檢測、因設施被關閉而無法訂購食物或尋求醫療服務已成常態。並非每一個區域都感受到這種緊迫性，富足的社區可以定期受到食物包裹，但相對貧困的社區則沒有獲得這樣的支援。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食物匱乏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6月1日，在大多數公民被允許離開他們住所的一周後，博物館和畫廊仍然關閉。為了重新開放，它們必須向文化和旅遊局申請新的「場所碼」。即使如此，參觀者也需要在過去72小時內進行核酸測試，提供陰性結果才能進入。因租金問題和錯過藝術博覽會而損失的銷售額對畫廊的財務影響很大。正如沒頂畫廊的總經理金利萍所指出的，成本比畫廊關門的兩個月更多。 「沒頂本來要參加五月份的四個藝術博覽會，但只有一個按計劃進行。首先，我們不得不在最後一刻退出紐約的Frieze藝術展，因為托運人根本不可能提取藝術品、完成海關清關、或安排空運。然後五月初，我們得知北京當代和藝覽北京都被推遲了。」雖然沒頂公司能夠參加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但物流仍然是個挑戰，這迫使他們改變了展位，並承擔了僱用在地工作人員的額外費用。

膠囊上海畫廊的創辦人Enrico Polato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我們推遲了今年計畫內的展覽、重新安排本地藝術博覽會的行程、作品亦在海關被扣留數月。我們去年確認參加國際藝術博覽會，但我們沒有辦法離開上海，只能外聘專業人士來代表畫廊。」被迫重新制定戰略，他補充道，畫廊正在「尋找更多的海外機會，擴大畫廊的場地，並尋求更多與其他機構的合作機會。」希望尋求海外發展的機會經常會得到共鳴。《That’s Shanghai》雜誌在四月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上海市多達85%的外籍人士打算在一年內離開中國。ArtCaffè是一個基於Instagram的月度藝術講座，創辦人Raffaella Gallo在封鎖期間離開了上海。中國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她離開的決定性原因。「我能預見未來幾個月仍然會有一系列的封鎖。藝術界將受到這種緊張的氣氛影響。中國本土的畫廊可能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國際畫廊會，他們可能會遷往中國以外的地方，而我質疑明年會否有新的畫廊在上海開業。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誰又敢冒這個險呢？」

許多藝術家也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Anthony Reed是一位在英國出生、在中國工作了十多年的攝影師。封鎖期間，他因為工作簽證被莫名其妙地拒絕延期，而被迫離開。他只是許多已經離開或計劃離開的外國藝術工作者中的其中一名。藝術工作者的普遍看法是，上海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我們不認為藝術界能夠很快從封鎖中恢復過來，尤其是在情感創傷方面。人們甚至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樣看待或或以過去的方式看待藝術。」金利萍說。

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上海。至少一位與我交談過、不願透露姓名的主要國際組織表示，由於封鎖，他們已經暫停了在中國的巡迴展覽計劃。Gallo說：「總括而言，我們在過去幾年中看到的趨勢只會加強，上海的藝術市場將逐漸變成本地市場。中國正以快速而不可逆轉的步伐封閉。」

很難想像就在去年十一月，我為這本雜誌寫過一篇文章，為上海獨立藝術空間的崛起以及藝術場景的總體情況寫了一堆漂亮話。幾個月內，所有這些成果都被逆轉了。對許多人而言，他們都無法看見黃金時代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