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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Abu Hamdan,《Conflicted Phonemes》,2012, 乙烯基牆面印刷時間軸,267 x 205厘米。影像由藝術家及 巴黎mor charpentier畫廊惠允使用。

傾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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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的山區,村民們從舊磁帶盒中抽取出的閃閃發光的磁帶,將它們束掛在果樹上來驅趕鳥兒。沒人會過多關注磁帶本身──又或是其中的錄音。然而幾年前,Lawrence Abu Hamdan從一棵橘子樹上拆下一卷磁帶,開始聆聽。這位獲英國透納獎(Turner Prize)提名的藝術家所聽到的,是一位伊斯蘭學者在談論德魯茲少數民族的一種深奧教義,這種教義允許個人在受到脅迫時違背自己的信仰。這盤磁帶繼而變成了Abu Hamdan所創作的一系列作品的基礎,是他的藝術實踐方法「鑑識聽察(forensic listening)」的一種延續。在今期封面專題故事中,《亞太藝術》評論編輯Ophelia Lai將其藝術實踐描述為一種「聆聽、求因和利用音頻證據的方法」。文中,Lai剖析了Abu Hamdan的幾個重要的藝術項目,包括他對槍聲的音頻彈道分析;他對敘利亞一座監獄把沉默武器化的研究;以及在法庭審判中,以「爭議性言論(disputed utterances)」告終的案件 ── 這位藝術家的作品揭示了「一種隱藏於誰有權發言或保持沉默、有權記錄或被記錄的權力動態」。

今年三月,藝術界在得知了傳奇策展人Okwui Enwezor去世的消息後,深感悲痛。Enwezor對當代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倡導來自南半球和非西方世界的藝術家的聲音尤為可貴。而為了對其致敬,《亞太藝術》邀請了藝術家Alfredo Jaar以及策展人Ute Meta Bauer、金炫进、侯漢如三位來反思他們與Enwezor的工作和對話經歷。他們的反思共同揭示了Enwezor在工作或旅行期間於世界各地留下的深刻印記,以及促使他不懈地從非殖民化的角度重寫經典藝術史的緊迫的政治信仰。

在另一個專題故事中,Minh Nguyen採訪了河內的電影製作人Nguyen Trinh Thi,追溯了她的文學和紀錄片創作的根源。在我們常規專題In Depth中,《亞太藝術》的編輯們着眼於何采柔、Christine Sun Kim、Naomi Blacklock和Dylan Mira近期的錄像、裝置和表演作品。最後,在Inside Burger Collection中,Alex Baker溯源了自學成才的藝術家Timothy Curtis的成長歷程,講述了他從在街頭塗鴉的時光,到在畫廊裏展示作品的日子。

在這個夏天,《亞太藝術》的編輯們評選了我們的第二屆年度年青作家比賽(Young Writers Contest)的參賽文章。我們很榮幸能夠發表Harry C. H. Choi的獲獎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了韓國在惡搞文化和政治諷刺上的缺失,透過藝術家洪成潭、林珉旭和金熙天的作品,分析了該國言論自由的條件和基礎。同樣在Essays部分,評論家兼策展人David Xu Borgonjon闡釋了「祖系轉折(ancestral turn)」這一概念,討論了包括曾吳、黃太熙、林延昭在內的多個亞裔美籍藝術家的藝術實踐。他觀察到,這些離散藝術家與昔日文化、家族人物之間的關係具有一種「矛盾性政治」。

在我們的人物專訪中,副編輯Chloe Chu探討了居於伊斯坦布爾的İnci Furni的具象作品。在她描繪人們以及大眾休閒活動的素描中,藝術家把愛好看作是政治上的不作為;她的作品將在九月於新建成的Arter Museum展出。總編輯Ysabelle Cheung討論了紐約藝術家Sydney Shen風格另類詭異的雕塑和裝置作品,這位藝術家頗富層次的興趣與當代惡搞文化不謀而合。最後,意大利藝術贊助人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邀請《亞太藝術》來到她位於都靈的家庭基金會,討論了她為藝術家項目提供支持、為策展人提供住所以及為新興藝術家舉辦展覽的一系列實踐。

在雜誌其他部分,藝術家Htein Lin深情回憶了他與Antony Gormley作品的邂逅,評論家Alessandra Alliata Nobili從米蘭發來了一份Dispatch,New Art Dealers Alliance的執行董事Heather Hubbs解釋了該公司取消紐約藝術展的原因,並稱其通過吸引觀眾進入展覽空間的項目轉而來支持畫廊。在Where I Work 中,Ysabelle Cheung前往藝術家何兆南位於香港火炭區的工作室,在那裏,他正在為即將於刺點畫廊舉行的新展做準備。Cheung與這位兼為社會活動人士的藝術家進行了探討,談論了他那將人們團結起來對抗政治、自然和社會力量之風的藝術作品。最後,在Fine Print中,新加坡特約編輯兼律師Ryan Su闡釋了金融機構必須如何盡職調查,以防止公眾對其客戶和董事會成員商業利益的披露引發爭議——就像近期發生在紐約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和倫敦的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ies)的事件一樣。

正如今期雜誌討論的藝術家、策展人和事件所揭示的那樣,如果文化機構甚至政府拒絕理解民眾的觀點,那麼人們反抗的聲音會更加洪量,並繼續積極地為那些被社會霸權結構壓迫的個體爭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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